21世纪什么最贵?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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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中国的城市来说,抢人大战正成为新一轮城市竞争的主战场。
6月16日,济南公布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征求意见稿,放宽城市落户政策。单就济南自身而看,这确实是“史上力度最大”的一次户籍改革。
但问题恰恰在于,此时此刻的济南,早已不是昔日吴下阿蒙,“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”刚刚写入山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;从南方对标城市考察回来之后的发展雄心,还在勃勃喷发。这样的一个户籍改革力度,配得上此刻的济南吗?
“史上力度最大”?看和谁比
5月初,济南市组织党政考察团赴杭州、合肥、郑州考察,坊间舆论称对这是济南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刺激最大的一次对标学习,那篇《合肥喊话济南:哥哥,再不拼就老了》的新闻报道,更是获得庙堂与江湖的一致首肯。
如果将关注的目光缩小到户籍改革这一个点上,我们会发现,杭州、合肥和郑州在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中,无疑是人口红利的受益者。三地均采取了比同时期济南更为宽松的落户政策,尤其是郑州,在彼时买房落户的大背景下,只有郑州的最低门槛是56平方米,可以落户两人,而济南的这个标准是75平方米;自2009年-2014年的5年内,郑州净流入人口达185万。
而且,今年以来,杭州、郑州继续加大户籍改革力度。1.5线城市的杭州对硕士以上学历者开出了“先落户后就业”的优惠政策,吸引“逃离北上广”的年轻高学历人才来杭州创业。郑州则取消了住房面积限制,只要买房即可落户;大学生落户的社保年限缩短为半年。
济南的6·16户籍新政,最大的尺度是顺应了现在的户籍改革趋势,取消了沿用十多年的购房和投资纳税等落户限制,改为以合法稳定就业、合法稳定住所为基本条件,有限吸纳高层次人才、技术技能型人才、创新创业人员及有能力就业生活的人群落户。
但上述政策还有两个限制,一个是年龄限制,另一个是社保限制。
从年龄上看,济南的人才落户共分为七种情况,分别对应着人才的梯度层次。顶尖人才、高级人才等金字塔尖的人才,以及取得博士、硕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才,可在有单位接收的情况下落户济南。其他学历水平、专业技术水平的人才则分别对应着50岁、45岁和40岁的年龄区间。
从社保缴纳的门槛上看,人才落户中,40岁以下的全日制普通大专、中专学历人员,须按规定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分别满一年、两年;符合居住就业落户的人员,虽然没有了住房面积的限制,但依然有“参加城市职工医疗保险满1年、持有居住证并拥有合法住宅用途房产(含居住性公寓)并取得房产证或不动产证”等条件。
即使是在济南传统的市区建成区以外,也就是6·16户籍新政里鼓励落户的郊县区域,依然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满两年的限制。
城市要有发展的后劲,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年轻人才,对大学毕业生的争夺和落户政策,可以说是一个城市吸引人才诚意的试金石。很可惜,济南在这一点上,力度依然保守。
济南6·16户籍新政中,大学毕业生要想在济南落户,无论是按照人才落户还是政策落户,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,一个是缴纳社保,另一个是落实就业单位。这意味着在“创新创业”大潮下的大学生,如果未能落实就业单位,单纯创业的话,他们无法实现在济南落户的愿望。通俗地讲,济南依然不欢迎“无业游民”。
或许有朋友对无风君(ID:nowindnowave2)的这番“鸡蛋里挑骨头”的评论不满,但君莫急,且让我们沿用此间官方的对标维度,跳出济南看济南,放眼全国,来审视这样的改革政策。
西安城墙内城市夜景
西安与武汉的“全国最优惠”,究竟有多优惠
2017年3月,在一片逃离北上广的舆论声潮中,西安启动了号称是“全国最优惠、史上最宽松”的落户政策。用陕西省委常委、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的话说,落户政策要实现“三不一优”,即不设门槛,不收费,不设复杂审批手续,建立全国最优惠落户政策。
西安的户籍新政概括为“三放四降”,即放开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的落户限制,放宽设立集体户口条件,放宽对用人单位的概念界定;四降就是降低技能人才落户条件,降低投资纳税落户条件,降低买房落户条件,降低长期在西安市区就业并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的社保缴费年限。
仅隔三个月后,6月13日,西安再祭出杀招,继续放宽落户条件——
本科学历人员(含国民教育同等学历和留学回国人员)落户的年龄限制,由35周岁(含35周岁)以下,调整至45周岁(含45周岁)以下。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不设年龄限制。
办理时,不再要求提供户籍证明、无犯罪记录证明、派遣证、社保证明、就业合同、随迁配偶未就业证明和房产证原件等7类证明材料。
高学历人才办理“学历落户”,只需拿着学历证明、身份证、户口簿,直接到派出所办理即可。
是否有房产、是否有工作单位,都不再是人才流入的门槛,充分满足广大人才“先落户,后就业创业”的实际需求。
禁锢人才的瓶颈一旦打破,西安这座六朝古都宛如开闸的河道,各种人才蜂拥而至。数据统计显示,2017年3月1日至6月2日,西安共迁入落户64344人,同比增长49925人,35周岁以下大中专毕业生落户23940人,约占户籍新政落户人数的69%。而在2016年,西安全年的净流入人口才不过12.65万人。6月新政再出,西安的人才流入必将远超出这个数字。
武汉
5月22日,另一座内陆重要的省会城市武汉,也实行了新的户籍政策。这座城市的求贤若渴程度之深,直接瞄向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。
在这个新政实施之前,武汉做了很多的铺垫工作——
2月,武汉提出,五年内要把100万大学生留在汉口三镇;
3月,武汉推出专项政策解决留汉大学生住房难问题,宣布大学生就读期间,可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;
4月,武汉正式成立“招才局”,把招才引智列为“一把手工程”,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亲自到机场迎接小米总裁雷军等16名知名企业家,聘请其为“招才顾问”或“招才大使”。这让雷军等人受宠若惊。
5月,户籍新政实施,毕业三年内的普通高校大学生,凭毕业证即可申请登记为武汉常住户口;毕业超过三年的大学生,只要在武汉有合法稳定住所,与就业单位签订了就业合同,缴纳了社会保险,就可申请落户武汉。
拥有79所大学、130万大学生的武汉,多年来一直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才大本营,人才流失率高居全国城市榜首。尤其是武汉流入深圳,成为全国排名第一位的大学生跨省就业迁移路线。某种程度上,也正是有来自武汉这样的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,才有了过去30年间深圳的辉煌与武汉的失落。
这样的失落,也同样可以代入西安与济南。
济南(来源微博@捕鱼达人)
怎样的改革,才能配得上济南的雄心?
如果说,杭州、合肥、郑州成为济南学习的榜样,三地的户籍改革政策不见得完全适应济南现在的实际情况,那么此时的西安与武汉,却是与济南颇多同好。
美国学者马克·杰斐逊于1939年提出来“城市首位度”的概念,指的是一个国家(或区域) 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比。这个概念成为时下省会城市竞争力排名的一个重要依据。按照杰斐逊提出的标准,只有首位度指数在2以上的城市才能称其为首位城市。
在2016年统计的27个省会城市首位度排名中,武汉排名第二位,其GDP是湖北第二大城市宜昌的3.2倍,但与排名第一位的成都相差较远;尽管二者都是在2015年几乎同时跻身GDP万亿俱乐部,达到了2004年上海的经济水平。
西安名列第13位,排名居中,GDP是陕西第二大城市榆林的2.2倍;
济南与南京,这两个沿海经济大省的省会城市,以0.66和0.67的指数双双垫底。南京虽然垫底,但其赶超速度也是惊人,现在已经超过了无锡,直逼苏州。而济南在山东则屈居在青岛与烟台之后,而且第四位的城市潍坊与济南的差距在不断缩小。
也因此,今年以来,济南的发展目标就是加快全方位发展,集全省之力,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,解决山东“群山无峰”的局面。这样的发展定位与战略也得到新一届山东省委的高度认同与共识。山东高层与民间均认为济南正在迎来一个“史上最好”的发展机遇期。
作为这个史上最好发展机遇期的配套产物,无论是拆违拆临,还是创文明城行动,也无论是以新旧动能转换而展开的黄河新区,还是大部制改革,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,都在为济南的腾飞而铺垫。
行政中心,服务业高地,年轻的年龄结构,巨量腹地人口,这些都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利好要素。而从中国城市新一轮竞争的格局来看,无论是年初国家中心城市的争夺,还是大区域中心城市(城市群)的角逐,也包括人口大省省会城市地位的巩固,城市的区域定位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。
事实上,从中西部几个重点城市的发展来看,成都、武汉、长沙、西安、郑州、合肥的崛起,都得益于这三种大的城市概念的推动。而且从这一轮户籍改革的力度所折射的城市发展意图看,武汉显然不满于落后成都,西安显然不甘于被长沙、武汉、成都所赶超。
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,为何在这一轮户籍改革的创新力度上,武汉与西安走在了全国前列。
城市间的抢人大战才刚刚开始
城市发展,依靠虹吸效应,人口虹吸产生劳动价值、产业虹吸产生城市第二、第三产业,反过来又反哺城市发展,吸引高科技人才提高城市发展效率和效能,出现大城市、服务型城市产生,产业外迁外溢,带动城市群发展,继而反哺国家GDP增长。这本就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运动模型。
所谓“得人者兴,失人者崩”,城市发展离不开人才,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与高技能人才。在经济新常态下,城市发展尤其需要激发新活力,打造新动能,让新技术、新模式与新业态不断涌现,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。年轻人群、高学历人群也就成为这种增长点的孕育者。对这类人才的争夺,一个拥有良好区位优势的城市,其抢人的对象应当是北上广深。
济南坐拥北京两小时生活圈、上海四小时生活圈的区位优势,又迎来了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发展机遇期;在国家批复的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,济南的定位是到2020年,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控制在430万人以内,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410平方公里以内。而目前济南中心城区的常住人口不超过300万人,2016年的济南全域净流入人口也仅仅是10.11万人,低于长沙、杭州、武汉、郑州、西安,也低于同省兄弟青岛。
所以,济南要想赢得下一轮城市竞争的先机,必须拿出足够的魄力与勇气。至少从改革的力度与创新尺度上,济南应该有武汉、西安同等的豪气、胸怀与魄力。
具体到户籍改革的细则上,济南应当放开三大人群的落户限制。
一个是大学毕业生。济南可以借鉴外地“先落户后就业”的举措,允许年轻的大学生无条件落户;依据不同学历层次,可设置不同的扶持政策和优秀人才培育计划。
第二个是非学历人士。对这部分不靠学历靠经历的人群,包括社会底层的创业者、低技能劳动者与特殊技能服务者,在落户的门槛上可以仿效武汉政策,社保年限可在半年或一年以上,创业者正常经营半年以上,有合法稳定工作和稳定住所即可。
对一个城市来讲,既要吸引高技术、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,也要增加低端劳动力的供应,平抑劳动成本和服务价格。比如说,一个济南的白领丽人生育子女,需要花月薪5000元+雇佣一个星级服务水平好点儿的月嫂和育儿嫂,方能使她安心从事脑力劳动。但现实是,月嫂和育儿嫂却是供不应求,她们的收入水平,某种程度大大超出了大学本科生的平均收入水平。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合理性上说,高技能人才与低技能人才的比例应当是1:1,才能实现这种合理的劳动力供求平衡。
第三个是对无自有住房的就业者和创业者。无自有房屋的,应当允许其在单位集体户或在单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公共户落户。一个城市的管理者,应当是包容的,应当相信城市和城市里的人是有进化功能的,可以允许不同生活层次、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员,自然成为城市的一分子。哪怕所有的角落都整齐肃杀,但也总要留出一片自由的天地,可以供不同的人群谋生。
可以预见到的是,新一轮的城市竞争,运用与发挥行政能力资源的城市,必将展开人口与人才的争夺,除去少数的一线特大城市外,更多的城市会进一步放开户籍,甚至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来吸引人口。这个过程可能不会再有十年,五年的时间,或许又会令一批城市分化。
如果济南立下了雄心壮志,那么,请拿出足够的诚意与十足的魄力。
有雄心,也要有雄心所能安放的胸怀与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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